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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兼顾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

※发布时间:2017-8-9 17:36:16   ※发布作者:小编   ※出自何处: 

  弗里德曼认为“给予现金比实物更有效,最有效的救助方式是货币形式”,因为采取实物的救济形式使助的决定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给救助对象以适量的资金,也许能够更好地发挥救助效能。在开展救助工作时,相关部门人员对现金或实物救助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救助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同时要注重物质救助与能力提升并重,注重满足受助者的发展型要求,最终还要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社会救助应人文关怀社会救助人文关怀的不足,首先表现在救助管理服务对象的救助覆盖范围较小,即救助对象出现“真空”。推动社会救助实现政策“合围”社会救助针对被救助者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实施,但给钱或给物都只是“授之以鱼”,无法被救助者的长期发展。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用它们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是合适的,但若用于分析社会政策领域的部分事实或现象则显不足。因此,有学者兼顾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以分析社会政策范畴中的各种事实和现象。什么是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指的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追求效率,亦即追求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说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而人文关怀则如唐钧所言,“首先指在社会分配过程中以无数个具有平等的个体的人为本的公平分配,其次是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具有平等的人为本的共享与参与。”社会救助是当劳动者在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时,国家和社会根据有关法律向其提供用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和实物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救灾解困和帮贫扶弱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社会救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些许问题,若从兼顾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此项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并对相关问题加以,将会有助于此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首先,社会救助经济理性的不足表现在救助效率低下。社会救助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公品的性质,在我国,其主要提供者是。在社会救助实践中,各级地方是政策执行者,是连接上级与基层的“桥梁”。但在实际操作中,社区与村庄拥有较大的信息控制能力,导致委托代理链条变得复杂。这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因为委托代理方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而救助对象则处于信息掌握的弱势地位。这种状况最终使得社会救助的实践效率低下。

  其次,救助过程中的资金救助和实物救助结构安排不合理。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有资金救助和实物救助两种形式,两者哪个更有效率?弗里德曼认为“给予现金比实物更有效,最有效的救助方式是货币形式”,因为采取实物的救济形式使助的决定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给救助对象以适量的资金,也许能够更好地发挥救助效能。虽然货币形式可以为被救助者提供选择的,但要提防出现救助款被救助者的现象。例如,地方将教育救助金发放到家长手中,但家长是否真正把钱用到子女的教育上却无从知晓。在开展救助工作时,相关部门人员对现金或实物救助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救助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同时要注重物质救助与能力提升并重,注重满足受助者的发展型要求,最终还要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此外,社会救助信号甄别机制不健全也是社会救助经济理性不足的表现。在信息甄别模型中,若要达到分离均衡,甄别者所提的同一交易合同对不同的被甄别者必须有不同的收益。信号甄别机制是一种“说实话”的机制,可以让每个参与人显示自己的真实类型,应用于社会救助领域可以分离救助需求者和非需求者,解决“冒充”问题。在社会救助中,如果缺乏有效的信号甄别机制,非需求者便会冒充需求者获助,并可能将真正的需求者挤出救助市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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