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伴随我》，(南非)纳丁·戈迪默著，金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9.80元。
戈迪默曾在一次中说，“我所写或所说的任何事实都不会比我的虚构小说真实”，此言在《偶遇者》中得到最好的印证。这是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她在这部备受赞誉的小说中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她的：洞见并推进南非的历史进程，剖析人性缺口。与其说这是一部再现非洲黑人命运挣扎的写真，倒不如说是一则新南非社会的现代性寓言。
约翰内斯堡的白人富家千金朱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黑人修车工阿布杜，是来自两个世界的“偶遇者”。朱莉不顾一切与被的阿布杜结婚，并丈夫回到他贫穷落后的沙漠故乡，终于如愿以偿逃离父亲的上流社会，欣然融入沙漠的生活；而阿布杜却因依靠朱莉进军上层的愿望落空而无比沮丧，再次困居沙漠的他一刻也不停地申请其他国家的签证，千方百计想逃离沙漠。在同样悬空的存在中，朱莉和阿布杜站在了彼此交叉的地平线上。
南非的危机和危机，是戈迪默始终关注的领域。在朱莉及其朋友圈混沌的生活中，在朱莉父亲宴会上形形色色的政商界人士的交谈中，戈迪默用近乎速写的方式，巧妙地展现了非洲人们的怀疑、困惑与迷惘。在戈迪默看来，南非的白人、黑人，无一例外都处于和的危机中。所以，从“南非白人的现代性寓言”来解读《偶遇者》中白人少女朱莉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困顿的沙漠小国的被损害者难以摆脱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向往；而优裕的南非上层阶级，一样无法忽视中对于生命归属的。
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中，多以白人女性为主人公，她们总是一种放逐、寻找和回归的姿态：偶遇命若琴弦的阿布杜，朱莉开始放逐；离开繁华世界与阿布杜前往茫茫沙漠，是朱莉的寻找；与沙漠相随，与沙漠中的人们共处，与沙漠中的和相逢，朱莉最终完成回归。这种以文化放逐者形象出现，对欧洲中心文化的，身份的建构，是小说“重新定位”的旨意所在，也是戈迪默的用意和希望所在。沙漠成为一种和重建的隐喻。沙漠，是整部小说的脉络与魂灵所在。南非的隔着一片沙漠，朱莉与阿布杜之间隔着一片沙漠。沙漠隔开了寂静与喧嚣，沙漠了爱与离，沙漠伴随着孤寂与。怀着同样渴望的朱莉和阿布杜，吟诵着普洛默的诗走到一起：“让我们到另一个国度去吧，既非你的也非我的。重新开始。……希望将是我们的通行证。”然而，正是阿布杜成长的沙漠，那片他根本不想让朱莉踏进的沙漠，成为两人最大的分歧和障碍。
戈迪默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她展示出“偶遇”的悖论，预设种族隔阂下的爱情的宿命：朱莉和阿布杜属于不同的国度，并同样急切希望逃离这个国度；与此同时，他们也向往着对方的世界和国度，改变已被设定的命运，重新开始，重新“定位”。朱莉最开始的选择就是阿布杜——因为在阿布杜身上，她看到了逃离和放逐的可能。“她一直都是在找寻一个不同的地方。”这种选择和自信在阿布杜看来，无非是源于其父亲所提供的令她后顾无忧的。而阿布杜，无时无刻不希望离开沙漠，哪怕是到遥远的、美国，哪怕去扫马、刷盘子。
小说没有去讴歌一个不顾种族和文化甚至地位差别而奋不顾身的爱情，也没有去称赏朱莉的成长，去评判阿布杜的急功近利。一切都是的。他只是想获得身份，获得更好的生活。戈迪默是捕捉和表现人物心理的高手，总是能凭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投出一道道亮光，照彻笔下人物的性格与事态的发展。
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同样也应该是位杰出的社会历史学家。在通过文学作品来记录过去四十年来南非历史演变过程，没有任何人能比戈迪默做得更好。在戈迪默眼中，非洲文学承担着书写自己历史、建构非洲历史主体地位的重任。戈迪默将记录和非洲人自己创造的历史，完成非洲历史主体地位的转变，作为自己的毕生。《偶遇者》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涉及到很多有关人类的现代社会问题，如金融、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贫困人口等。朱莉的朋友——圆桌帮，是一些“想与自己的过去和家人疏远的人”，其中有来自旧隔离区的黑人，也有住在富人区的白人。在朱莉父亲家里举办的上流社会中，也不乏黑人成功者身影。
《偶遇者》具有某种复调的风格，主人公朱莉和阿布杜两人的叙事中，不断穿插着两人的思想历程和价值判断，而戈迪默自己仿佛未做任何价值评判，却能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展开对种族、文化、教及身份认同的深思，并引发关于生命归属的哲学追问。更值得一提的是，戈迪默在自己的文学书写中与时代保持距离，审视潮流，关注着自己国家的现实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条反观时代和社会的文学之。正如她自己所言：“生活、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二者。”作为一个主动的者而不是被动的者，一个的发现者而不是现状的接受者，戈迪默能够从文学的命运中看到人类彼此相连的命运，去想象不同于现状的未来。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偶遇者》与戈迪默的其他作品一样，给予读者体验人类共同情感、思考人类共同命题的广阔空间。可以说，在这种普遍性上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她作为南非作家的特殊价值。戈迪默把对情感共鸣和存在价值的追求视为文学的本质内涵。《偶遇者》中，阿布杜所产生的共鸣不仅在乎者之间，还在爱情、亲情等共同的情感之间。这种普遍性，无关种族和文化壁垒，戈迪默没有试图抛弃文学普遍性，而是重新界定了文学普遍性。正如她在诺贝尔文学中所言：“真理是言语的终极言语，永远不会被我们拼读或抄写的磕绊努力所改变，永远不会被谎言，被语义学的，被用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霸权、对的赞美、和颂歌等目的的言语所改变。”真理就在她貌似平淡然而深邃的语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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