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本来应该是父母、接受教育、无忧成长的年纪。然而，在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这个世界上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女孩却成了“少女妈妈”。这些尚未成年的女孩未及花季雨季已妻人母，整个国家、社会和家庭均未给予她们应有的周全和足够成长时间。摄影师琳达·弗塞尔倾听并记录下了这些少女妈妈们令酸的故事。（独家，不得转载。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腾讯新闻国际频道。）
十几岁本来应该是父母、接受教育、无忧成长的年纪。然而，在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这个世界上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女孩却成了“少女妈妈”。这些尚未成年的女孩未及花季雨季已妻人母，整个国家、社会和家庭均未给予她们应有的周全和足够成长时间。摄影师琳达·弗塞尔倾听并记录下了这些少女妈妈们令酸的故事。（独家，不得转载。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腾讯新闻国际频道。）
Gloria怀上孩子的时候13岁，孩子父亲是一个22岁的DJ。她不觉得自己是被了——因为她甚至对此还没什么概念，也不清楚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不记得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了，也没有意识到小小的身体里已经开始孕育另一个和她一般稚嫩的小生命。她并不能常常见到她的“男朋友”，因为年纪小，宵禁并不允许她很晚的时候陪他去上班。她有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
像Gloria这样的女孩在危地马拉还有很多，约1/4的新生母亲是未成年少女；2013年5100多名未满14岁的少女怀孕，有的甚至未及13岁；在2011年，有35个新生妈妈年仅10岁。
很多人见了这样的少女抱着孩子，都会以为是抱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殊不知这些还在贪玩懵懂年纪的女孩们是最易遭到性侵的人群，而造成侵害的89%是叔叔、表哥等亲属或熟人，其中每4起性侵案中便有1起是由女孩的父亲所的。
Lilian怀上儿子的时候不过11岁，孩子父亲是Lilian妈妈的叔叔。他从她9岁的时候便开始在她的姐妹们出去玩的时候她，无人知道这样的性侵多久便会发生一次，我们只知道在Lilian11岁那年第一次来之后，她便怀孕了。
“我不想再回想这件事了。”Lilian抱着她2岁的儿子Luis David说。直到她怀孕六个月不得不去看医生，她才向大家吐露被的事实：“我不敢告诉我的家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Lilian的母亲得知此事后，将她的叔叔告上了法庭，然而他只获得了几个月的。后来，他们一家搬离了那个地方。Lilian十分开心，她重新回到了学校，她说：“我最喜欢做纸花了。”
现在，Lilian常常会在儿子David睡觉的时候跑出去跟小伙伴们玩，她比大多数女孩都要幸运得多，并不是所有母亲都有勇气将罪人告上法庭，要求得到，得到，并不是所有受到的女孩都有机会重返学校，有机会站在阳光之下跟同龄人玩耍，很多怀孕的女孩都被家人关在家中，仿佛她们才是犯了错的那一个。
危地马拉的文盲率高达25%，其文化水平在194个国家中排名第174。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据显示，危地马拉平均教育程度为四年，只有1/3的孩子从小学毕业。危地马拉教育系统问题重重，在乡村地区大多数教室没有相应的教学用具；此外，因为父母经济能力有限，很多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交通费而不得不辍学回家，其中，在乡村地区的辍学率尤其高，且最易受影响而无法获得教育的便是女孩。
在两百万辍学儿童中，女孩占绝大多数，尤其对于大多数玛雅族女孩来说，中学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教育缺失与早孕早婚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未能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孩更易过早的结婚生子。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称，这个国家必须要提高年轻女孩的教育水平来预防早孕——“每天都有158个女孩早孕，而危地马拉甚至没有一个教育计划来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
有了儿子Marcos David后，Heidy不再上学，渐渐的，成了她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地方。然而，天主实际上是性教育普及的一大阻力。
虽然危地马拉曾通过家庭计划法，但是这项法律面临着众多来自的挑战，他们对于将性教育引入课堂极为抵制，认为这项法律违反了学术、教、了父母在合适的时间教授儿女性知识的，认为谈论“性”无异于鼓励年轻人发生性关系，却不知道父母很多时候并未能够对孩子进行恰当的性教育，以致年轻女孩对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也不能够更好的自己。
Heidy便是万千少女中的一个。她回忆说：“我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了这个男孩，他对我说，‘我想做你的男朋友‘，我说好，然后我就怀孕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几个月过去了，她越来越显怀，整天犯困并且有反应，她感觉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但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这样的身体变化让她。最后是她妈妈起疑，将她带到诊所才发现她已经怀孕了。
“我怀孕的时候他便离开了。”Heidy是指孩子的父亲——一个14岁男孩，然而她并没有打掉孩子。因为在的影响之下，不仅性教育普及不足，堕胎也法的。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报告，每年约有250万青少年经历着不安全、非专业堕胎。和世界上其他寻求堕胎化的国家相似，怀孕的危地马拉少女不得不寻求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实施堕胎手术，这不仅使未婚早孕少女的身体健康得不到，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私下堕胎是极为的，然而生产对于这些早孕少女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Alicia11岁时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在危地马拉，结婚年龄为14岁，但是在这些年轻女孩中，性质的婚姻并不在少数。
“他和他父母直接来到我家，他父母跟我父母谈，问我们是否能结婚。”她的婚姻大事，没有人询问她的意见。结婚第二年她便怀孕了，她在医院中产产下了一个男婴，婴儿属于低出生体重，未来很可能会有健康问题。
同样，14岁的Amelia也因为身体发育不够成熟，不能正常宫缩，她不得不进行产。在遭受了严重的水肿后，她终于产下婴儿，简陋的手术室地面。危地马拉15~19岁少女死亡原因中，分娩过程中的并发症高居第二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敢去医院进行产，很多家庭因为知道一旦将不满14岁的女孩送去医院进行生产，男人则会遭到举报，他们常常会女孩怀孕的事实，悄悄在家中进行生产，这不仅是极其的，也是极为不负责的。
13岁的Michelle在放学回家的上被一个53岁的男人，她后来产下女儿Erica，她连抱也不愿意抱那个孩子一下，天真无邪的孩童更像是少女妈妈心头的一块伤疤。在这片土地上，性事件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单单人性似乎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这里的男人们甚至没把当做一种犯罪，只是觉得这很平常。
生殖健康观察中心的负责人、外科医生Mirna Montenegro作为危地马拉主张生育声音最高的组织代表之一，称父权态度是问题所在——“承的都说罪是因为‘那女孩挑逗了他‘。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女孩身上。这也意味着，很多母亲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女儿，却对其行为束手无策。很多女人本身也是的者。”Montenegro说：“我们听到很多男人说‘她是我女儿、是我的财产，所以我想对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即使在危地马拉已经立法确保大众拥有避孕的渠道，但是在这个男性气质文化盛行的社会中，除非有男人陪伴，健康中心常常为女孩提供避孕服务。
危地马拉内战（1960——1996）是危地马拉历史上历时最长、伤亡最多的内战，超过100,000女人与年轻女孩曾被军，成为了战乱的品。
危地马拉无国界医生组织协调员、心理学家Mayra Rodas认为，在内战期间产生的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女性成为其中最大的者。Rodas也认为危地马拉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来自危地马拉的男性气质与男权社会，她的患者曾对她说：“女人被当成物品来对待，在这里身为女人就像是垃圾一样。”
贫穷无疑是导致少女早孕的原因之一。据2014年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危地马拉最贫穷的40%（约1500万人口）每日仅靠1.5美元（约9.5元人民币）度日，比2003年的1.6美元还有所下降。在危地马拉的一些农村地区，贫困率高达90%，平均每个家庭一天赚不到4美元（约25元人民币）。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许多农村土著家庭努力为女儿挑一个合适的、经济稳定的丈夫。
正如在生殖健康观察中心工作的Lizani López所描述的那样：“就好像他们终于找到其他人来管这个女孩了，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一些父母会把女孩给一个有着很多社会资源的人——有点像人口贩卖。”
曾有一个家庭将16岁的女儿嫁给一个25岁的男人以抵掉了家庭一半的银行债务，后来这个女孩怀孕并且辍学了，就像我们前文曾提到的许多女孩一样。Michelle在被并生下一个女儿后，也被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换回了一张床。这样的故事在危地马拉有太多太多。
面对性侵事件频发、少女过早怀孕的现象，一些社会组织也在积极为年轻女孩提供帮助。在2008年，Claudia Paredes曾发起一个青少年教育项目“我的健康，我的责任”，旨在面向乡村地区的高中学生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危地马拉家庭福利协会也在学校中十分活跃，为少男少女们介绍有关生儿育女的实用知识。
此外，危地马拉也曾立法，将与14岁以下女孩发生的性行为都划为犯为，这使所有去医院登记就诊的怀孕女孩都会受到调查，若未满14岁则男人便会遭到举报。虽然这一举措出发点是为了女孩，但在许多乡村医疗条件极为有限的地区，很多怀孕的少女妈妈并无处投医，也有家庭因为担心犯罪的男人遭到举报，也选择不送怀孕少女前去投医，这导致了更多的悲剧发生。
由此看来，危地马拉不仅需要加强立法，还应为早婚早孕的年轻女孩提供更多的出与教育机会。同时，在全社会树立对于女性的尊重与性别平等意识，而非将女性发展在家庭之中。更别再让年轻女孩沦为男人的泄欲对象与生育机器、成为父母的交易商品，最终还这些妙龄少女们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
由此看来，危地马拉不仅需要加强立法，还应为早婚早孕的年轻女孩提供更多的出与教育机会。同时，在全社会树立对于女性的尊重与性别平等意识，而非将女性发展在家庭之中。更别再让年轻女孩沦为男人的泄欲对象与生育机器、成为父母的交易商品，最终还这些妙龄少女们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