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费尔米娜从皮罗尼亚回到埃尔波维尼尔收获咖啡豆时，都会看到那里发生的变化。因为内战和社会频繁，当时有数千名“有办法”的人从埃尔波维尼尔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挣到钱后，就汇钱给埃尔波维尼尔的亲人，他们的亲人有了钱后开始拆掉棚子修建水泥房。
因为汇款是一点一点地汇，这些房子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修起来。一些人在房屋只有钢筋结构或还没有封顶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埃尔波维尼尔当地人把这种房子称为“汇款房”。“汇款房”无疑是“美国梦”的一个鲜活证明。
2006年的春天，费尔米娜决心只身前往墨西哥，从那里偷渡到美国。她想赚到足够多的钱后再回到危地马拉买房置地。她认为自己可以从美国给孩子们寄钱，他们也会在皮罗尼亚过得很好。当时大儿子豪尔赫已17岁，在危地马拉城的一个建筑公司上班。费尔米娜相信13岁的二女儿维罗尼卡能够照顾好9岁的弟弟奥马尔。
费尔米娜和一个邻居达成了一项协议，邻居帮助二女儿维罗尼卡卖玉米饼，三儿子奥马尔则继续上学。这样一来，在费尔米娜找到工作之前也不用再为孩子们的吃喝发愁了。如果孩子们不适应独自在皮罗尼亚的生活，还可以去埃尔波维尼尔投靠那个已婚男人，毕竟他是二女儿和三儿子的父亲。她告诉孩子们，自己不会在美国呆很久，她只想在那里赚点钱，然后回危地马拉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的另一个邻居艾德勒米亚有过好几次偷渡去美国的经历，她的儿子也偷渡到美国，在凤凰城安家。艾德勒米亚答应以10%的利息借给费尔米娜5000美元，这笔钱需要支付给负责偷渡的“蛇头”。离开之前，只有大儿子豪尔赫知道她的计划，费尔米娜像平常一样出门，并告诉三儿子奥马尔她马上就会回家。
费尔米娜知道墨西哥人经常会猎杀中美洲非法移民，她放弃了传统的玛雅服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墨西哥人，除此之外，她还托人伪造了墨西哥的证件。一上她都很谨慎，从不轻易开口，因为浓重的口音会让她。经过好几天的车程，她终于到达了墨西哥北部索诺拉省一个叫“圣坛”的地方，离美国亚利桑那州边境只有几公里远。“蛇头”们让非法越境者在这里下车徒步穿越美墨边境线。
刚下车一会，她就见到了“草原狼”（偷渡者的向导）。费尔米娜着和其他人一起开始了徒步跋涉。他们晚上走大约16公里程，白天则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息以此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她很节约水桶里的水，每到一处水坑她便用泥水灌满自己的水桶。尽管如此，她总是感到非常渴。她顽强地跟着大部队前行，第五天凌晨，他们到达了离凤凰城160多公里的一条公，爬上了前来接应他们的汽车。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费尔米娜一直住在艾德勒米亚的儿子家附近，因为她必须借艾德勒米亚的钱。她住在凤凰城一个挤满了危地马拉人的贫民区里，这里有危地马拉饰品店、派和餐馆。整栋公寓大楼住的都是危地马拉人，4个人挤在一间卧室里。
刚到凤凰城没多久，费尔米娜再次坠入爱河。她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老乡、童年的玩伴佛洛。佛洛和她一样是只身前往美国，在一家果汁厂工作，每个月汇一笔钱回家。他同样也是个虔诚的徒，经常会安慰费尔米娜并和她聊天。
费尔米娜找到了很多份兼职工作。分发电线美元；在干洗店熨烫桌布和床单每小时7.35美元。周末的时候，她会兜售一些自制的玉米粉蒸肉。费尔米娜定期汇给孩子们的钱越来越多，欠邻居的5000美元也还得差不多了。
2007年，费尔米娜在凤凰城已经呆了一年。她与男友佛洛还有其他4个人合租了一套公寓。她知道自己可以养活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但如果宝宝有个白人家庭的话一定会活得更好。她和佛洛最终决定，孩子出生后就送给凤凰城的一个女同性恋家庭。
这对女同性恋“夫妇”帮费尔米娜定期检查身体，并让她住进了有空调的公寓，给她补充营养。除此之外，她们还给费尔米娜在危地马拉的3个孩子送去了衣服、鞋子、维生素软糖和学习用品。在她们的照料下，费尔米娜生下了四儿子一个健康的男婴，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费尔米娜在美国生活蒸蒸日上的同时，她在危地马拉的家中却乱作一团。二女儿维罗尼卡和邻居合卖玉米饼的计划失败，孤独与无助之中。三儿子奥马尔开始变得越来越爱发牢骚，大儿子豪尔赫则一直试图稳住弟弟妹妹的情绪。
在豪尔赫19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去美国找妈妈，让妹妹带着奥马尔去埃尔波维尼尔投靠生父那个已婚男人。和母亲一样，他没有让年纪最小的奥马尔知道这件事情。
北上的旅途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墨西哥城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打劫了豪尔赫，不过缝在衣服里的现金帮他渡过了。他和母亲一样徒步穿过了干旱的荒漠，后来因为无法向“草原狼”支付“引费”而被，直到母亲和那对好心的白人同性恋“夫妇”帮他付清了所有的债才得以。
维罗尼卡和奥马尔回到了埃尔波维尼尔后，那个已婚男人怕妻子嫉妒不敢让他们住自己家里，将他们安排到亲戚家。于是，他们像皮球一样被自己的姑妈、爷爷、邻居踢来踢去。孩子们想念母亲做的饭，想念被妈妈照顾的感觉。
“你们都不爱我，你们都离开我了。”唯一剩下的三儿子奥马尔在电话里哭着对费尔米娜说。他乞求妈妈把自己也带到美国去。费尔米娜告诉奥马尔，等他上完小学6年级就带他走。可当奥马尔6年级的时候，她又告诉他，等他上完7年级，妈妈就会回去，而且要在那边盖一座大房子，买一个大农场。
无人的奥马尔慢慢地开始厌学逃课，他在校外游荡时，和一个卖玉米饼的妇女成了朋友，她的名字叫特蕾莎。
特蕾莎是个55岁的矮胖女人，她为了修房欠下了高利贷，高额的利息压得她喘不过气。她也是个文盲，只能靠卖玉米饼为生。她一直只有到美国去挣钱才可以还清债务。
奥马尔当时刚满13岁，他已经有4年时间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了。从他的学生照片上看，他已变成一个穿着干净校服却总是皱着眉头的小男孩。他和一对邻居夫妇住在一起。费尔米娜每个月寄给这对夫妇60美元生活费，他们会分出一半给奥马尔买学习用品。
有一次，奥马尔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一个陌生的男人了他们的窝棚，那个男的很可能会他。他希望妈妈能够带他和他的“老”朋友特蕾莎去美国。费尔米娜开始了起来，她给奥马尔和特蕾莎寄去了800美元，让他们了的旅程。
奥马尔和特蕾莎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塔帕邱拉徘徊了近1个月的时间，住在特蕾莎妹妹家里。特蕾莎的妹夫10年前曾试图偷渡去美国，结果他在荒漠中被困了3天，最后被边境巡逻人员营救并出境。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
此时费尔米娜开始担心，随着夏天的到来，沙漠会变得越来越热，奥马尔和特蕾莎为什么还在塔帕邱拉浪费时间呢？
特蕾莎说他们很难找到“蛇头”，也没法搞到假身份证明。这些伪造的文件虽然不能让他们堂而皇之地过境，只能在被巡逻人员的时候，能被赶“回”墨西哥，而不是危地马拉。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年轻的奥马尔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有限的都花在了商场里。一个毫无经验的老女人和懵懂的少年浪费掉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这为他们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2010年6月下旬，奥马尔和特蕾莎登上了去“圣坛”的大巴，下车后“草原狼”为了能攒够一批人又让他们在当地等了好几天。在最为炎热的7月中旬，奥马尔和特蕾莎开始徒步穿越荒漠。他们告诉费尔米娜，他们每人背了一个旅行包。特蕾莎包里装满了在她看来最值钱的东西镶有人造珍珠和石榴石的胸针。奥马尔也装好了他的橙色梳子和牙刷。
2008年，美国边境巡逻队共了1388名像奥马尔一样非法过境的孩子。到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835个，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桑德福学校的塞西莉亚教授认为，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冒梦见假牙掉了着生命越境，是因为长期与家人分居所致，“母亲不在身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
7月6日，“草原狼”给费尔米娜打电话，他说奥马尔和特蕾莎被分在一组，他们当晚将从沙漠地区入境，几天后就能抵达凤凰城。“草原狼”到时候会通知她奥马尔和特蕾莎下车的，奥马尔还给他从未见过的弟弟带去了好玩的电脑游戏盘。
过了几天，“草原狼”又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说，特蕾莎在穿越沙漠的第一天就掉队了，奥马尔选择留下来陪她。他安慰费尔米娜不要担心，美国边境巡逻队会去接他们，只要准备好罚款就可以了。
奥马尔和特蕾莎后，费尔米娜不敢报警，因为她害怕自己被出境。那年夏天，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案SB1070获准通过，非法移民的行为被定义为“犯罪”。
后来费尔米娜向凤凰城当地移民活动家古斯曼和收养她最小儿子的女同性恋夫妇求助。虽然古斯曼竭尽全力通知团体、皮玛县局、边境巡逻队甚至当地，但他们始终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由于奥马尔和特蕾莎使用的证件都是虚假的，墨西哥馆也表示无法给予任何帮助。随着事件的推移，当初信誓旦旦的“草原狼”的答复也开始变得含糊不清，最后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对奥马尔的逐渐失去了兴趣，事情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费尔米娜和男友佛洛开始从其他移民口中打听消息。有人称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见过一个中年妇女和孩子，也有人说他们现在在的一家比萨店打工。费尔米娜依旧他们还活着，也许他们只是弄丢了她的电话号码。
一年过后，二女儿维罗尼卡和一个同样是偷渡而来的危地马拉小伙子生下一个儿子。佛洛希望费尔米娜能从儿子的阴影里走出来，和他一起照顾他们新生的孙儿。“你知道，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费尔米娜的答案。每一天，她都在等着奥马尔的电话。等到太阳下山后，她又会安慰自己：“没关系，也许明天奥马尔就会打电话给我的。”
2012年边境巡逻队发现两具骸骨后，危地马拉馆通知费尔米娜认尸。工作人员采集了她的DNA样本，并向她展示了两个头骨和假牙的照片。费尔米娜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她认为奥马尔可能害怕，和特蕾莎藏在墨西哥的什么地方。
三个星期后，费尔米娜拿到了DNA检测结果。经鉴定，较小的骨骼正是她最疼爱的儿子奥马尔。警方无法确定奥尔马和特蕾莎的死亡原因，他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人死于高温酷暑。也许他们当时只是想躺在树下休息一会，可不断升高的体温使他们的细胞逐渐功能。他们从疲劳、恶心慢慢变得不清，直至死亡。
奥马尔和特蕾莎的遗骸得到确认后，被运往凤凰城殡仪馆。费尔米娜，她现在能做的只有给儿子举办一个像模像样的葬礼了。
2013年6月14日，奥马尔的遗骸被运往危地马拉城。叔叔将奥马尔的尸骨装入了银色的棺材中，经过7个多小时车程，从危地马拉城带回了埃尔波维尼尔。奥马尔生前和妈妈一起居住过的棚子被家人改成了一个灵棚。费尔米娜为孩子的丧事支付了1500美元，她不敢回家参加儿子的葬礼，因为她害怕自己被出境。
费尔米娜的父亲坐在灵棚前的一把塑料椅子上，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孙儿的遗像一个晚上。他说奥马尔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想去美国，如果他知道奥马尔有这样的想法，一定会及时他的。
在奥马尔的葬礼上，52岁的马克·安东尼奥遗憾万分，奥马尔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他的做。“因为贫穷，孩子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奥马尔是他认识的最听话的小孩子，“许多年前我们只害怕游击队和军……可如今一些孩子们开始酗酒、贩毒、，令老人开始感到恐惧。”
第二天，奥马尔的送葬队伍在打击声乐中缓缓地穿过小镇，他们最后一次带着奥马尔经过了他生前最喜欢去的地方：学校足球场、露天市场、河边洗衣的大石头、零食店……在山脚下，送葬队还经过了一块写着“旅途愉快”的牌子。经过两公里的程后，奥马尔的棺材被放进了水泥墓地。葬礼接近尾声，费尔米娜的声音出现在卡车的扬声器里，她说：“感谢乡亲们对我儿子的尊重和家人的支持，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奥马尔死后的第三年，2013年7月。费尔米娜依旧无法原谅她自己。“在惩罚我，因为我太愚蠢了。”她经常道，“我当时就不应该给他钱让他来找我，是我杀了我的儿子。”
两个多月前，2013年5月10日，危地马拉前总统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在内战时期谋划并实施大的，最终受到了审判，蒙特被判处80年有期徒刑。费尔米娜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DNA检测找到爷爷奶奶的遗骸，并把他们和奥马尔一起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脚下。